谷城：红薯移栽忙 播种新希望

实际上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所碰到的最难处理的道德困境。

中西方哲学和文化存有差异性和共同性，文化本身其实是满足彼此沟通和理解的意义系统。中国人自我概念中对自己在一个社会情境中的角色行为相对非常看重。

所谓天人相通，是说天与人不是相对待之二物，而本来就是息息相通一整体，其间实无判隔（汤一介，2005）。所以，聚焦治疗不同于医学模式对概念层次上差异的过于关注而开始和当下的整体感知相遇，获得一种新事物。聚集治疗理论呈现这个微妙，体会的发生和转化使得一个人内隐运作的感受意义被带动，重建心理过程和心理功能。所谓体会是人的身体对特别问题或者境遇的感觉，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做出对自己当前所处状况的整体回应。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西方科学理性的发展，关于人的心理衍生出很多静态的评估量表，通过量表，我们很快就知道自己哪里出错了，哪里需要改变。普遍化的东西强调大家都这么做，而道德生活又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与人们的具体的道德生活情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人们就可能产生抵触、不认同的道德情绪。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

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他们认同了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自己的出身和知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全部道德热忱投入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毛泽东不仅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表（道统），也是全党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政统）。

在探讨这一过程前，我们应该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文化价值系统。而这支队伍在夺取政权时表现得坚定勇敢，在新政权建立时廉洁有效，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朝气和巨大的动员力量。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文革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企图从理论上遏制越来越左的倾向。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而且从孔孟起，儒家就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道统与政统合一后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尚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我们可以再看看前面图一中所示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如何变化了名称。基督教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佛教教徒超脱凡世的悲愿，使他们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己奉献的道德勇气。

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例如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一些人曾很奇怪，认为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

如何重振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的主张是很有意思的。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

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可以成为各自的道德勇气的资源。如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想藉此遏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另一方面，在抵御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时又表现出内心出奇的软弱。

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辩 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把摧毁人们原有的信念的推动力转化为将人们吸引到新价值系统中去的拉力。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中，端正立场和学经典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政治表现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新传统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传统的。

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承认这一点，觉得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是愧对工农的，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又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

有的提出抽象道德继承论，希望肯定人性中的某些共性和道德上的继承性，特别是对传统美德的肯定。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

但在文革前，学马列经典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支持，并不显得十分强有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作为道德载体的人生价值高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价值，而文化价值又高于作为政治社会关系载体的人生价值。

当强调对外部规范性秩序和君主权威的维护与热情作为评价道德的主要标准时，儒生的政治行为和文以载道的承担就很重要了。（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

（2）文化知识优越感的丧失。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

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当经典理论变为尽人可知的语录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

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批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资源的力量，就认为它可以征服中国知识分子，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后来这一目标更简化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传统，形成了陆王心学，致良知不但是道德勇气的来源而且也是修身的目标和方式。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并证明，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与儒家传统在结构上基本同构，新传统才有那么大的整合能力，曾一度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儒学。

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